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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刑规范化:“数字”公正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1-12-20 10: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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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存在一些量刑活动的不规范操作,造成裁判结果有失公正、公平的量刑偏差、量刑失衡和罪罚不相称的现象,这无疑对司法权威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定罪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刑罚的本质特征是对被告人的财产、资格、自由乃至生命的限制或剥夺,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惩罚措施,因此刑罚权的行使被喻为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能规范适当地裁量刑罚,不仅直接关系到被告人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而且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秩序的保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不规范量刑现象的存在,对于刑事审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之广、危害之大是已经超过了一个理性的法治国家所能容忍的底线,总结起来大致有二点:一是不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刑罚的运用不仅有对犯罪分子定罪判刑的惩罚功能,对被害人及亲属的安抚功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保障功能,而且着重应体现教育和预防功能,即要从维护国家、社会公共秩序出发,通过对犯罪人判处刑罚,使之通过服刑到改造,将来不再犯罪,并使社会上不稳定分子感到犯了罪会被判处刑罚,从而受到震慑不敢犯罪。这些目的的实现必须以刑罚运用是合法、公正、合理为前提,如果不能以这样标准去裁量刑罚,使不该判刑或不该判重刑的,无辜被判刑或被判重刑,使得刑罚运用丧失了合法性、合理性的内涵,被判刑人就会感到冤枉、不公平,根本就不会认罪服判,更谈不上改造。审判实践中不乏这类案例,因为看到他人或自己受到不是十分适当的判刑,因而产生仇恨社会的心理,继而用实施更严重的犯罪为手段来报复社会。相反,对于该重判的却被判轻刑,受刑人感到“犯罪成本”很低,就很容易重新犯罪,社会上不稳定分子也会因这种案例而受到犯罪诱惑,犯罪欲望更加膨胀,刑罚威慑功能也必然大打折扣。二是有损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院审判工作的灵魂,是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也是人民群众的期望所在。如果刑罚运用不能实现合法、公正、合理的价值标准,就会使人们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也会被一些人利用、将刑罚的不规范运用与司法腐败挂上钩,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损害刑事审判权威的恶劣的后果。  

对于刑事判决,人们质疑最多的无外于三个方面:一是罚可当其罪,罪责刑可相符?二是同案可同判,法律面前人人可平等?三是判决过程可透明,里面可有猫腻?要想解除人们的疑虑,唯有反其道而行之,在量刑上公正且均衡,在过程上公开且透明,而这恰恰是量刑规范化的要义所在!  

一、量刑规范化,正确实施刑罚的必由之路

量刑规范化是是刑事审判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强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工作,对发现并顺应量刑规范化客观,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证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1、实践探索,不断完善是根本。根据《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为中心,对原有诉讼程序进行了完善和调整。首先在送达起诉书副本的同时,向被告人送达量刑情节提示书及检察院的量刑建议书,向被告人详细解释此次量刑规范化的量刑程序和步骤,了解被告人所具有的从重或从轻处罚的情节,提示被告人可以就量刑情节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其次,在庭审过程中,在公诉人就定罪事实进行举证后,着重就量刑方面的事实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当庭提出量刑建议,控辩双方着重就量刑情节的有无,量刑的轻重进行辩论。再次,在宣判时,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先对定罪进行论述,在准确定罪的基础上,对被告人所犯罪行所具有的从轻、从重情节,是否可以使用非监禁刑作分析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充分体现。结案后,法官还要填写量刑规范化操作表,对基准刑的确定,调节刑的增减幅度及量刑步骤,进行简要说明,并留档备查。

  2、寻求配合,通力合作是保证。量刑规范化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公安、检察、法院三家的密切配合。要求侦查机关在调查犯罪嫌疑人定罪证据的同时,注重犯罪嫌疑人量刑证据的收集和调查,如根据量刑规范化的要求,伤害案件中被告人是否持有凶器,被害人是否有过错、被害人的伤残等级等因素将作为量刑的重要情节,而此前侦查机关往往忽视了这类证据的收集,在侦查报告中往往以“二人因琐事发生争吵并厮打,将被害人打伤”等模糊字眼一笔带过。同时,也要求公诉机关在出庭支持公诉时,将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分开举证,在进行法庭辩论时定罪部分与量刑部分也分别进行。使得庭审量刑更加公开、透明。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增加刑事案件的指定辩护的数量。这样,即能使一些没有聘请辩护人的被告人及不熟悉量刑规范化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保证,也使得更多的律师对法院实行量刑规范化的具体步骤和过程有了更好的了解。

  3、规范量刑,公正执法见成效。通过将量刑作为更加独立的一个程序来处理,增加了量刑过程的透明度,各种量刑情节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保证了量刑的公开、公正和公平。由于量刑规范化使量刑的标准明确、固定,人民陪审员在进行合议时,做到有的放矢,改变了过去对量刑评议参与不高的情况,提高了陪审的效果,辩护人也根据相关规定向当事人解释法院量刑的过程和理由。因此,有辩护人参与的量刑规范化案件中的当事人上诉情况明显减少。此外,量刑规范化为杜绝人情案、关系案创造了条件,既保护了法官,也使得院、庭领导可以更好的行使管理、督促之责。

  ?二、阳光作业,量刑的基本方法

  《量刑指导意见》将量刑的步骤概括为两大步,第一步是根据基本犯罪事实在法定刑幅度内确定基准刑。第二步是根据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依法确定宣告刑。之所以将量刑步骤规定为两大步,主要是为了减少步骤,减少概念,使量刑步骤简单明了啊,易于掌握,但是从整个量刑思维和实际操作规程上看,事实上,大步骤里又包含着小步骤:第一步是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幅度。第二步是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第三步是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确定基础刑。第四步是确定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第五步是根据调节结果依法确定宣告刑。在实际操作当中,以不违反基本步骤和量刑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将大步骤进行细化,具体予以实施。

  1、根据基本犯罪事实在法定刑幅度内确定基准刑。法定刑是指立法者为特定罪行所配置的、表现为绝对确定刑种或者相对确定的刑种与刑期幅度相结合的刑罚档次。对于所犯罪行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的,此量刑幅度即为所犯罪行的法定刑;但对于所犯罪行有几条或几款、或者在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的,需要根据具体犯罪罪行的大小确定法定刑。比如:《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此可见,故意伤害罪有三个量刑幅度,分别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假设某被告人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造成被害人八级伤残,其依法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量刑,此量刑幅度即为本案被告人所适用的“法定刑”。

  基准刑是在不考虑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前提下,根据基本犯罪事实的既遂状态所应判处的刑罚。基本犯罪事实是指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以外的事实,也就是量刑事实以外的犯罪事实。比如:被告人因故将三名被害人打成重伤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这是案件的全部事实。其中,自首情节就是量刑事实,被告人致三人重伤,就是案件的基本犯罪事实。基本犯罪事实包括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是指构成犯罪并达到某个法定幅度内量刑的最基本的犯罪事实。如根据《刑法》规定,致一人重伤的,可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量刑,那么被告人致一人重伤的事实就是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如前述被告人故意伤害三人重伤的案件,被告人致另外二人重伤的事实就是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事实。

  确定基准刑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第二步是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确定基准刑。确定量刑起点的根据是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由于各个罪名的不同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基本犯罪构成是刑法够定了的,因此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相应确定的量刑起点也是相对确定的。《量刑指导意见》对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和毒品等五种常见罪名的不同法定刑幅度内的量刑起点均作了规定。各个法官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相应的量刑起点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量刑起点即可。比如:根据《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故意伤害致一人轻伤的,可在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内确定量刑起点。那么可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在六个月至一年半内确定量刑起点,即可确定为六个月,一年、也可确定为一年六个月。在确定量刑起点时,需要结合具体案件的犯罪手段、犯罪情节等情况考虑,同时要考虑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以及对同类案件的判刑情况等,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量刑起点。犯罪危害性不同的案件,量刑起点也应该不一样。

  2、根据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依法确定宣告刑。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结果是指用基准刑(按月计算)减去从轻量刑情节所应从轻处罚的部分或者加上从重情节所应从重处罚的部分所得出的结果。由于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是用百分比计算的,那么用数学方法可表示为:基准刑(1+/-调节比例)。《量刑指导意见》规定了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基本方法。

  由于在运用量刑情节对基准刑进行调节过程中,是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与法律上的宣告刑是两个概念。有些调节结果不一定符合法律的规定,不能直接作为宣告刑,否则就是违法。比如,有的情况下,由于被告人有多个从轻处罚情节,各个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完全有可能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减轻处罚情节,调节结果就不能直接作为宣告刑,只能在法定最低刑量刑。又如,被告人具有应当减轻处罚情节,在量刑时,由于基准刑较高,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结果可能在法定刑幅度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直接作为宣告刑,必须在法定最低刑以下量刑。再如,对于被告人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调节结果在法定最高刑以上的,也不能直接作为宣告刑,应当在法定最高刑以内量刑(有特殊规定的除外)。 ?

三、探索之路,问题的存在

  ?1、被告人文化素质不高。由于受到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对法律规定和量刑规范化试行意见不熟悉等方面的限制,无法自己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即便审判人员向其交待了法定量刑范围,他还是说不出具体的意见,同时受经济条件所限,部分被告人无庭审辩护人,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人不出庭的庭审辩论难以形成控辩的对抗局面。

2、轻微刑事案件的量刑不科学。我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以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简易程序审理的居多,适用量刑规范化过程中,从轻的情节,应当减少基准刑的条件要多,所以量出的刑罚照以前的量刑附度要大大降低。往往量出的刑罚为月计算,比如经常量出八个月、九个月、十个月等,改变了以往都以六个月或整年计算下判的方式,判决还经常出现一年一个月、一年两个月等情况,觉得是否太机械了。还有一些被告人拒不认罪,但因为量刑规范化程序中对此类情况没有增加刑罚,也仅能判处较低刑期,犯罪分子的气焰没有得到有效打击。

3、同案犯在使用量刑规范化前后刑期应相同或相近。同案犯犯罪情节相同,但在实行量刑规范化之前有可能轻些,之后的有可能重。比如,在盗窃案件中,二被告人参与盗窃次数、数额相同,在使用量刑规范化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同案犯使用量刑规范化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畸轻、畸重的情形量刑应当等同,所以认为在适用量刑规范化量刑时,也应对照之前同案犯的量刑。

4、酌情情节的认定和适用问题。《量刑指导意见》中规定了诸多酌定量刑情节,在操作过程中也遇到很多问题。例如:持械抢劫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A.共同犯罪中,部分被告人持械抢劫,是对持械者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还是对全案被告人都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B、持械聚众斗殴的也存在共同犯罪中有的持械有的没持械,是否对全案被告人都增加基准刑。C、聚众斗殴中致人重伤、死亡的,有轻伤的,对其中有的被告人要按重伤罪名处罚,有的按聚众斗殴罪名判处,一案中要出现两种罪名,多个被告人,如果出现聚众斗殴中有多个增加刑罚标准的如聚众斗殴每增加一次,可增加六个月至一年刑期,每增加轻微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每增加轻伤一人,可以增加三个月至六个月刑期,这对罪名不变的聚众斗殴的被告人都能均等量刑,但是因为造成了重伤以上后果的同案被告人按重伤的罪名来评价刑罚,这些被告人就不能增加聚众斗殴中应增加的刑罚,这样是否合理。

5、财产刑的执行情况未纳入量刑规范工作范围考量。《量刑指导意见》中对于退赔及积极赔偿损失的情况制定了减少基准刑的从轻幅度,但对于积极缴纳罚金的情况却未予规定。作为被告人认罪及悔罪表现之一,财产刑的执行情况应纳入量刑规范内。

6、判决文书的写法有必要改进。第一、简易程序的案件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和被告人的求刑意见没有落笔之处,第二、判决书中未体现量刑规范化的运用。尽管在审判过程中法官使用量刑规范化量刑,但在判决书中却未显示量刑规范的内容,诉讼参与人也不清楚如何使用量行规范。

众所周知,刑事审判活动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环节,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公正比定罪公正更重要,如前所述,由于司法实践中个案之间量刑的不均衡,会导致涉案被告人及其亲属、被害人的不满和对立,继而引起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乃至法治的怀疑与动摇等等。因此,加强量刑科学性的研究,找出一套适合我国刑法适用实际的规范化量刑方法,使我国的刑法量刑达到最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的相对均衡,对于实现我国刑罚目的,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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